有网友抄给我纳兰性德的《浣溪沙—大觉寺》：
“燕垒空梁画壁寒，诸天花雨散幽关。篆香清梵有无间。
蛱蝶乍従帘影度，樱桃半是鸟衔残，此时相对一忘言。”
我是一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不是教育的研究者，对于教育原本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中学的语文老师，这一段经历非常短暂，只有3个学期，我在1989年的春天离开了，从此也离开了这个体制。今天我的身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公民，除了中国公民这个头衔之外，我没有任何其他的身份，感谢很多师友和读者对我的厚爱，我今天仍然活着，活得很好，而且还有机会在不同的场合说话，这也是我们时代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个时代的变化，像我这样除了公民身份之外没有第二重身份的人不可能有机会在公共场合说话，我注定了成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不沉默的少数，是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有所变化.
因为年轻时代那一段短暂的经历，所以我有一点点的教育情结，或者说是中学情结。当我成年以后，特别是35岁以后，在研究历史之余，我把一些历史的边角料，我读书时看到的一些材料放在一块，编了第一本跟教育有关的书，叫《过去的中学》，这本书在2006年出版以后引起了一些关注，包括引起教育界的一些关注。今年我又编了第二本跟教育有关的书《过去的小学》，已经出版了，主要是呈现晚清到民国，中小学的真实状态。之前还没有人这么做过，我之所以对教育有关注，除了我年轻的经历以外，可能跟我自己的内心有关，我这个人是有很多缺陷的，比如我连开车都学不会，我常常看到自己的短处而不是长处。但我有另外一个特点，也许不是长处，我这个人一辈子只感兴趣一件事，只关心民族共同体的命运。我24小时除了睡着了以外，其他时间我的脑子里几乎都在想着中国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命运，当然也想着我自身的命运，因为我的命运跟中国民族共同体的命运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这可能是我一生的宿命，我每天都在想这个。教育也是民族共同体命运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的部分，所以我会关注教育。我的一个好朋友喜欢说一句话，摆事实就是讲道理，中国人都说摆事实、讲道理，他说摆事实就是讲道理。我是一个历史研究者，我是做事实的，我本来要多讲事实，但今天给我的时间不够，我只能讲道理。
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概括三句话：第一、泛货币化的时代，任何东西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学校也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一切都是可以量化的、货币化的。第二、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现在最流行的节目是《中国好声音》《非诚勿扰》，都是些娱乐节目。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包括我们的政治生活，都是一种泛娱乐化的状态，教育也不例外。第三、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本能化的时代，一切都向本能看齐，一切都朝着本能的方向。本能是什么？本能就是按照你的生物属性而行，本能是向下的。那么教育是什么？教育是向上的。原本教育是与本能为敌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教育在更大的程度上在迎合本能。昨天几个一线老师所讲的，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本能化造成的，是泛货币化造成的一个结果。教育只不过我们这个时代当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的时代怎么样，我们的教育也就怎么样。我相信，很多人对教育的现状都有不满，都有怨言，包括昨天梁卫星、马一舜这些一线老师对他们学校、对教育现状都有很多很犀利的批判，我完全认同他们的心情，但是我想讲，当一个时代普遍浮躁不安、浅薄不堪，一个时代都在追求走捷径的时候，我们小部分人，能不能背道而行，不走捷径，而走笨的道路，我个人一生都在走最笨的道路，不愿意走捷径，走捷径是我嗤之以鼻的，是我瞧不起的，我一看到某个朋友在走捷径，我一定会当面批评他。
另外我给我们这个时代一句话，这个时代，整个民族普遍都在抓一样东西，或者一个数字，就是“零”。零是什么？零代表着财富，代表着利益，代表着好处，所以全民都在抓狂一样的抓零。但是我想告诉诸位，假如说你抓住了1万个零，零的前面没有1个数字，没有一个“一”，那些“零”是不是有意义，那些“零”是不是仍然等于零。今天中国30多年经济的发展，其实就是在抓“零”，今天我们虽然变成了GDP世界第二，但是这个成绩是以破坏道德人心、毁坏自然山河为代价的，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空间、余地的一种发展模式，今天已不可持续，大家都已看到了。所谓的经济GDP第二大国，其实早在1913年就是了，中国在99年前就是世界第二，今天只不过是恢复了99年前的光荣地位，一点也不值得骄傲。再说了，从人均GDP来说，我们今天相当于美国的11分之一，一点都不值得骄傲，我从来不认为有什么中国模式，如果有也只有中国独裁模式，或专制模式，不存在中国模式。
何为真正的教育？何为真正的教师？
刚才很多老师做了非常美好的发言，特别是许丽芬和夏昆今天讲的，我非常的认同他们的说法，夏昆从艺术等层面讲了他在课堂和课堂以外的尝试和实践，许丽芬用爱这个字抓住了小学教育的核心，而且她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今天也没来得及讲，她的书上写了很多。
何为真正的教育和真正的教师？今天是一个重新设立标准的时代，需要我们重新给出标准，告别过去的标准和官方的标准。前天在京西宾馆，温家宝所表彰的那些道德楷模的教师标准和我们所倡导的、要寻找的一线教师，这就是两套不同的标准，两个不同的评价体系，民间的标准和官方的标准，今天我们需要设立一个新的标准，重新设立标准。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重新设立标准的问题，我们用什么标准去衡量这个社会，社会就会往哪一个方向去。那么，我们重新设立标准的参照系在哪里？这两天为马小平老师开追思会，我们似乎把马小平当做了一个小小的参照系之一，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人死为大，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逻辑，而且他确实在生前，在这样一个荒谬的应试教育时代，在非常小的范围里开出了一片非应试教育的小小绿洲，这块绿洲很小，但它是绿洲毫无疑问。我们也可以把他作为一个小的参照系，像马小平这样的人，我认识的就有很多，而且有些人在很多方面已走得比马先生更远，走得比他更好，更稳健、更阳光、更有质地、更有潜力，他们代表了未来中国社会的方向，代表了民族共同体重建的方向，他们是上帝给中国最珍贵的礼物。
自从中国有了新式教育以后，有了本土的教科书以后，100多年来，尤其是1949年以前的那一段，1902到1949大约50年的时间，晚清和民国是无法割断的，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知道那一个时代小学教师中产生了叶圣陶、钱穆，中学教师中产生了丰之恺、朱光潜、朱自清等一大堆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普通的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但是他们变成学者、作家、大学教授这条通道是畅通的，这个中间没有什么人为的障碍。那个时代的标准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战乱、动荡和日本入侵都没有毁坏这些标准。齐邦媛在《巨流河》当中深情回忆了她的一生经历，我特别感动的是她回忆了她的中学时代，重庆南开中学，我想她已经把我们今天可以找到的最好参照系呈现出来，其中她讲了一件事，影响她一生最深刻的一个人，就是一个马小平那样的语文老师孟志荪，教过她两门选修课，高二的唐诗选，高三的宋词选，她在那两年当中背了大概几百首的唐诗、宋词，奠定了她一生的文学基础。后来她在武汉大学成为朱光潜的学生，用英文背了几百首西方现代诗，她成为台湾文学的老祖母，台湾文坛上大批的作家、批评家、翻译家，都是她门下弟子，或者她推出来的人，她在台湾非常受尊敬。我想这就是一个参照系，因为时间的原因我无法展开。
我们要扩大中国的建设力，我从来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不指望一步登天，我从来不抱怨，不怨天尤人，按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我年轻时代的命运遭遇，我最有理由抱怨，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不喜欢抱怨，不喜欢怨天尤人，我认为那是上帝对我的成全，上帝要磨炼我，把我打造成他手中贵重的器皿，今天我怀着感恩之心去面对我的苦难，我从苦难中得到的是感恩，而不是抱怨。我也希望我的朋友，像梁卫星是我生活中的朋友，在生活中也常怀乐观之心，常抱有一种向上的、积极的心态，而不是老是抱怨生活和体制。体制如何，是因为我们如何，我们改变了体制必然改变，因为我们到达哪里，中国的文明就能到达哪里。
我们讲教师，教师的工作在我看来是一个深水静流的工作，润物无声，不是要高举什么旗帜，在那里敲锣打鼓的工作，樊阳兄在上海所作的，我也非常的敬重，几十年可持续的做一件事是最难的，我不太欣赏天才，我也不太欣赏一夜暴红的明星，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可能昙花一现，我最欣赏的就是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张文质兄长期所做的生命化教育，他们的团队十年来的努力，在他身边的一批一线老师，我觉得就是润物无声的圈子。还有许多第一线的教师，他们在最近这十年做的工作也是润物无声的工作，未来会看到成效，改变中国的一些因素都已产生，我并不是特别的悲观。有个朋友说了一句话，叫三师改变中国，当然还可以加上企业家，这三师就是律师、教师、牧师。我昨天跟卫星说这个话，卫星很悲观，认为教师根本没有力量，没有可能，但是我不这么看，我还是比较乐观，我的乐观来自于我的内心，来自于我的信心，我的信心不是无缘无故的，我的信心来自于我的信仰，来自我所信仰的上帝，作为一个基督徒，《圣经》告诉我，我们来到这个地上就是做光和盐，为上帝做荣耀和见证。耶稣也说过，“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而得自由而服务”，这三个词都来自于圣经，我想它可以成为所有好学校的校训，服务这个词就来自于这句话。
我深信，今天教师在这个地上所做的就是提供建设性的因素，提供正能量，教师这个职业也好，教育这个事业也好，它之所以有意义，不是它本身就具有意义，而是一代又一代包括在座的老师在内，我们赋予它意义。我喜欢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说过一句话，“历史本来并无意义，是我们赋予它意义”，我想教育也一样，它的意义是我们赋予它的，只有活着的、具体的个体生命才有能力赋予一样东西以意义，你说它有意义，它就有意义。《圣经》创世记开首说，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教师、教育也一样，我们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个意义是我们赋予它的。我的乐观不是我自己那里来的，是从我所信的那一位上帝那里来的。所以我的信心是有源头的，不是空穴来风。
在这个时代，虽然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我们的环境恶劣，无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都不如意，但是我们仍然有可以选择的余地，因为选择的权利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利，这是美国总统杰斐逊的名言。我们今天缺的就是选择的权利。但是在政治和公民权利之外，我们的选择权利我们还是有的，选择做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你可以选择，选择做一个有良知的人，还是做一个无良的黑心人，这个权利也是有的，所以我相信选择权。我也非常喜欢另一个词，自我救赎，如果把它简化来说也可以叫自救，每个人通过自救才能救人。一个没有能力自我救赎的人，绝对不可能去救别人，自救才有可能去救人，自我救赎是救人的第一步。我并不想拔高教师这个职业，我也不想拔高教育这个行当，或者说这个百年树人的事业，但是我深信教育是自我救赎的起点，通过教育人类可以获得自我解放，通过教育人类可以通往自由之路，通过教育中国可以通往公民社会，这是一条不可绕过的道路。
今天我想说，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将自己铸造称器，每一个人将自己铸造成一个有用的器皿，一个贵重的器皿，这就是自我救赎的第一步。如果你自己都不是一个器皿，不是一个合格的器皿，是一个废品，不能倒水的一个茶杯，如果这样的话，茶水倒进这里就洒了一桌子，这个器皿就没有用了。我不是从“用”的层面来讲的，我其实想从价值的层面来讲的，我想强调价值性。
我个人更主张享受过程，而不是耿耿于结果，享受过程、享受开启民智的过程，新式教育在1902年进入中国以后，我们的前辈张元济先生这些人就设定了一个目标，开启民智。今天我们还需要开启明智，当然尤其需要开启官智，因为中国最愚昧的部分是官员。开启民智是一个过程，追求自由也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充分地去享受这个过程，过程中的快乐远大于结果的快乐。我深信，生命本身也是一个过程，中国的历史每一步走过来都是一个过程，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对过程的强调要大于对结果的强调，我把过程完整地呈现出来了，你就可以看到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它的复杂性、它的丰富性、它内在的机理、内在的线索、内在的逻辑，都看清楚了，结果你也就清楚了。
我想强调，在开启明智的过程中，今天中国的学校教育实际上是担负了一个功能，就是知识的传承。知识的传承在我看来是一种复制，已有知识的传承，过去已经有的，我们只不过把它固定在教科书上，用练习题、标准答案把它固定下来，然后传授给学生。这也是学校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仅仅只强调这一个部分，我们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是有残缺的，是有严重的精神残缺的。
(原文有所删减)
来源：原作者博客
作者：傅国涌
编辑：de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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